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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章 投资骗局（第2页）

这工人叫他到一家巴黎知名的帽子店里去，这家店的橱窗里正好放着一顶红羊毛帽子。大学生告诉老板说，他想买进一万顶这种帽子。帽子店的老板认为他简直撞了大运，有同美国做成一大笔生意的希望。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奔到工人家里，用现钞把帽子全数买下来。呃……后续的事我应该不用说了。”

亚瑟口中的这个故事虽然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但也并非随口杜撰而来。

因为这个身份背景正是维多克给他按照一件真实案例改编的。

那位大帽商在上当受骗后找到了大巴黎警察厅报警，案子正是由当时还在保安部任职的维多克督办的。

但遗憾的是，工人和他雇的大学生一早就带着钱溜出了巴黎。维多克最终只在工人的居所里找到了一张便条，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这笔账应该要算到维多克身上去。因为维多克如果没有在去年起义时那么卖力，也许这个时候共和国就已经成立了，那他的帽子也就不会因此滞销，也便不会要出此下策欺骗他人云云。

维多克对此恨得牙痒痒，发誓一定要把这群骗子捉拿归案，但是还没等他发力，他自己便因为大巴黎警察厅的权力斗争被强制退役了。

或许是因为他对此事记忆太深，所以当亚瑟需要一个合适的背景时，他就干脆把这个故事套了过来，以便给自己出出气。

克拉拉听到这个故事，免不得要教训这位在她看起来前途光明的年轻人：“这都是你急于求成的结果。你同我一样，在巴黎看到那些人漂亮的新裙子、时尚的首饰、奢华的马车，于是便叫这花花世界迷了眼，想要立马过上和他们一样的日子。就是你的这个心态，才让那么多心怀不轨的家伙钻了空子。”

亚瑟只是唉声叹气道：“女士，我也是叫人骗了。那卖帽子的纺织工来寻我的时候，只说是美国公司来巴黎招聘采购专员，我上了他的恶当，去市区里的帽子店到处下单。结果案子爆出来以后，他已经拖家带口的消失不见。主犯没了，我这个从犯便成了替罪羊。他们把所有的债务都归到我的脑袋上，这才欠了一万法郎。”

克拉拉安慰道：“我先前就说了，在巴黎这个大社会过日子，你必须把你在书本上学到的那些虚假的故事抛开。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欺骗，人与人之间每天都在上演无情无义的背叛。哪怕是你最信任的朋友，在促膝长谈的一夜后，第二天黎明刚刚睁眼，便会毫不犹豫的在你的腹心捅上一刀。”

亚瑟点头认同道：“女士，昨天你同我说的话，我整整想了一晚上。拿破仑在1793年是革命党，1804年却戴上铁铸的皇冠。那些在1792年时高呼‘不平等母宁死’的革命派，到了1806年时却一个接一个的接受了贵族头衔的封赏。

可见在法国，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道德方面，每个人走到终点都推翻他的出发点，不是用行为推翻主张，便是用主张推翻行为。政府也罢，个人也罢，根本谈不上逻辑。因此，那些循着历史道德主义的家伙连知名的学者都做不上。

在这个国家，成功便是至高无上的理由，可以替所有的行为辩护，不管哪一种。事实本身毫无作用，重要的是人家看待事实的态度。那下作的骗子只不过是弄了一身光鲜亮丽的行头，我便真的以为他是美国来的大船主了。

由此可见，只要外表装点的好看，藏起生活的内幕，只拿出灿烂的一角，便足以让大部分人都觉得你足够高尚。大人物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但他们和穷光蛋的不同在于，他们的丑事都是在暗地里干的，他们平时炫耀德行，所以始终是大人阁下。

而我这样的呢？我在暗地里发扬美德，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了我的倒霉事，所以我才被人轻蔑。只要我从今往后能宣扬高尚的品质，不叫人看到我的疮口，那我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道德君子。我当然可以公然爱上一个女戏子，和她同居，这是我们俩的自由，没什么人好责备。不过如果我同公众的意见对立，不服从社会的规则，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

亚瑟虽然表面上是在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但是暗地里却是在点克拉拉。

这位泼辣的法国姑娘虽然把梯也尔的话倒背如流，但可惜的是，她对于这些话的理解却并不多。

看在她先前那段话对自身的启发上，亚瑟还是委婉的告诉了她，梯也尔飞黄腾达后立马从她身畔抽身的理由。

人与人之间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但同样是历史系的大学生，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参事院长，有的人却进了监狱呢？

归根到底，名声、外表和形式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看起来很虚幻的东西，可以让一位穷到揭不开锅的工人成为让人深信不疑的美国大船主，也可以让梯也尔这个身高一米五的家伙摇身一变成为法国政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如果拿着一把小刀去抢劫银行，这样的行为，在伦敦会上绞刑架，在巴黎要上断头台。

但是如果一个欠了一屁股债的商人宣布破产，那不过是把财产换了个地方，远远到不了要阴阳两隔的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