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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七十章 四品文官黑大人（第3页）

舒宾斯基说到这儿，不免羡慕道：“看来要不了多久，我就能在莫斯科、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宴会上看到你的身影了。你会穿着青呢子的上衣，有V字形缺口的黑色绒领和黑绒料的衬领，胸前和腰后的纽扣都是镀金的，上面还镶嵌有左右两兽的王徽。”

亚瑟看到舒宾斯基这个模样，倒也没有继续把他往死路上逼。

他出来是为了交朋友的，又不是为了多添几个敌人。

至于利物浦爆炸案，虽然他一直没有忘记，但他还不至于小气到和舒宾斯基过不去。与其报复舒宾斯基，反倒不如拿着这个把柄和他打好关系。况且，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做这种事。上一个因为爆炸案与他建立起良好友谊的，不就是外交部的奥古斯特·施耐德先生吗？

亚瑟从兜里摸出怀表看了眼时间，旋即起身拍了拍舒宾斯基的肩膀：“谢尔盖，你今天敞开肚皮喝，所有的消费我来买单。忘了告诉你，今晚首演的《图兰朵》里有我出的一份力。至于波兰人，你不必担心他们，如果他们想要来这里搅局，我会在伱之前把他们击毙。当然了，波兰姑娘除外，众所周知，她们非常美丽。”

舒宾斯基眼睁睁的看着亚瑟潇洒转身离去，那个跟在他身后的德意志小跟屁虫似乎觉得这么离开不太礼貌，踏出酒吧房门前还抱歉的脱下帽子向他赔了个笑。

但舒宾斯基倒没有太在意亚瑟的失礼，他还在回味着亚瑟话里话外的意思，一时之间，他甚至都把今天的任务给忘了。

舒宾斯基捧着酒杯喃喃自语：“我的老天！四品文官黑斯廷斯，一个农奴做到四品文官，真是怎么听怎么觉得荒诞……”

……

就在舒宾斯基依然沉浸在沙皇有可能替一位约克农奴颁发‘圣弗拉基米尔勋章’的震惊中时，剧场二层包厢里的莫斯科大学与哥廷根大学的联谊活动还在不断向着高潮推进。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法国人的突然出现。

没有女演员陪伴的大仲马先生在剧场中显得格外落寞，不过好在年轻人口中的拿破仑战争故事很好的替他填补了心灵的空虚。

“拿破仑打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父亲还在到处收拾这收拾那，他做事总是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干净利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当，马车也停在门口了。我父亲和叔叔们抓紧去用早饭，岂料一个仆人突然着急忙慌的闯进饭厅报告说：坏事了！敌人已经进了德拉古米洛夫门了！

大家听得一怔，心都凉了。所有人都在心里祈祷：我的天！上帝保佑吧！这时人人慌了手脚，乱糟糟的，正在唉声吸气，跑到街上一看，拿破仑的龙骑兵已在满街奔驰，他们戴着钢盔，后面扬起一根马尾巴。城门全部关闭了，我爸爸只得听天曲命，我也跟着倒了霉。那时候我还在襁褓中，被奶娘达里娅抱着在喂奶呢。

法国兵进城的开头几天还马马虎虎，有时进来两三个兵，做做手势，意思是有没有酒。家中的仆人照例给他们一人斟一杯，他们喝完就走了，临走还敬礼呢。可后来城里起了火，火越烧越旺，城里变得大乱，抢劫和各种灾祸都出现了。

我听保姆说，我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家的厢房中，那屋子也着了火。于是姑父劝我们：‘还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进深，围墙也坚固。’我们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因为那时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

一家人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看见那里的树木已经着火。最后总算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家，一看，屋子已浓烟弥漫，火舌正从所有的窗口蹿出。姑父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背后有个大花园，我们拐到了那儿，以为那里安全一些。

我们坐在长凳上正发愁，突然不知打哪儿闯来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姑父当时穿了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个兵扑过去，要剥他的皮袍，老头儿不给，那个兵就拔出短剑朝他脸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归天的时候，脸上还留下一条伤疤。

其他几个兵动手对付我们，一个兵把我从奶妈手中夺去，解开襁褓，看里面有没有钞票或者钻石，一看啥也没有。我的保姆阿尔达莫诺夫娜每次说到这就气得咬牙大骂：‘那这天杀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们刚走，又出了大乱子。’

我们家里有一个叫普拉东的仆人，后来给送去当兵了。他非常贪杯，那一天他也实在胡闹，腰里挂了把军刀，到处游荡。原来，敌人进城前一天，罗斯托普钦伯爵打开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大家，普拉东捞到了一把军刀。那天傍晚，普拉东看见一个龙骑兵骑马闯进我家的院子，家里的马厩里有一匹马，龙骑兵想把它牵走。

哪知普拉东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道：‘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吓唬他，可是枪里显然没装子弹。我父亲当时也在，看到这情形，赶忙向普拉东吆喝：‘把马给他吧，这不关你的事。’

可普拉东是个暴脾气，他压根不听我父亲的，而是抽出军刀，对准龙骑兵的脑瓜就是一刀，龙骑兵的身子晃了晃，但是没有倒下，于是普拉东又狠狠干了几下。当时所有人都心想，这下我们的末日到了，龙骑兵的伙伴一发现这事，我们非完蛋不可。

但普拉东倒满不在乎，等龙骑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脚，把这倒霉鬼拖进了污水坑，丢在那里，这家伙当时还没断气呢。龙骑兵的马则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关进了马厩，后来大约就在那儿给烧死了。

大家赶紧逃出院子，火也越烧越可怕。我们筋疲力尽，饿着肚子，发现一幢房屋还没着火，便躲进去歇息。谁知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人又从街上嚷嚷了：‘快出来，出来，起火啦！’我的保姆马上从台球桌上撕了一块粗帆布，把我裹在里边，免得夜里着凉。

就这样，奶娘和保姆带着我到了特维尔广场，法国佬正在那儿救火，因为他们的长官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只得干脆坐在街头，只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巡逻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我那个时候，拼命的哭闹，因为奶妈没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块面包。

那时候，家里的女仆康斯坦丁诺夫娜也跟我们在一起，她看见一群兵在墙角边吃东西，便抱着我去找他们，指指我说，小孩儿要吃的。起先大头兵们可凶了，冲着她直吆喝：‘阿来，阿来！’康斯坦丁诺夫娜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杀头的，还杂七杂八讲了不少话。’

这些大兵啥也不懂，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给了我一点浸水的面包，也给了她一块。第二天一早，一个军官跑来，把所有的男人都带走了，我爸爸也在里边，只留下了女人和受伤的姑父。他们是给带到周围的房屋去救火的，至于女人们，没了主心骨也只能害怕的单独待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儿啼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