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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前卫文学》创刊号出版了。麦荷门寄了一本给我。封面没有画，只有“前卫文学”四个大字；另外右角用黑油墨印一个阿拉伯“1”字，大大方方，相当美观。除此之外，内容方面与我最初拟定的计划差不多。发刊词依旧用我写的那一篇，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对于我，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至于译文方面，也能依照我拟定的计划，选了几篇第一流的作品。创作较弱，除了一个独幕剧与那篇研究“反小说派”的论文外，其他都不是突出的作品。几个短篇创作，虽比时下一般《青年园地》式的短篇小说稍为高一些，距离最初的要求仍远。这个问题，．并不在于麦荷门的欣赏水准较低；而是商业社会使那些有才气有修养的作家们将精力集中于其他方面，不再有空闲或兴趣撰写文学作品。荷门年纪还轻，结交的朋友不多，他不知道香港除了那些患着“文艺幼稚病”的“作家”之外，还有谁能够写出像样的作品来。

其实，香港有几位极有希望的作家，为了生活，已被迫投笔改就他业。这些都是有过表现的文艺工作者，但是现实是残酷的。生活担子太重，他们不得不放弃对文学的爱好。麦荷门不认识他们，更无法怂恿他们为《前卫文学》执笔。麦荷门找来的几篇创作，都是肤浅的现实主义作品，毫无特出之处，只能算是聊备一格。

纵然如此，这本《前卫文学》依旧是目前香港最有分量的文学杂志。我钦佩麦荷门的毅力；同时也感到了惭愧。当我一口气将《前卫文学》读完后，我必须承认对文学的热诚仍未完全消失。我之所以不再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一种自己骗自己的行为罢了。事实上，我依旧无法抗拒文学的磁力。我的看法是：《前卫文学》的水准还不够高。不过，以香港一般文艺刊物来说，它已经太高了，有些读者不能接受。

如果《前卫文学》不能维持一定的水准，它将完全失去存在的意义。

麦荷门不惜以他母亲的积蓄作孤注一掷，为的是想替中国新文学保存一点元气；但是符合要求的创作不易求，更因为是定期刊物，到了发稿的时候，找不到佳作，只好随便约几篇急就章充数：这样一来，内容贫乏，必将成为雅俗俱不能接受的刊物。

我很替麦荷门担心。

麦荷门的五千块钱迟早要赔光的。问题是：这五千块钱必须赔得有价值。

《前卫文学》创刊号虽然与理想仍有相当距离，但译文方面的选择，显然是明智的。不过，今后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恐怕连这个水平也不能维持。

我想约荷门见一次面。

但是没有勇气打电话给他。

荷门是个有个性的年轻人。他可以接受失败，却未必愿意接受一个撰写通俗文字者的援助。再说，我一天要写四家报纸的连载小说，哪里还有时候帮助他？

我叹口气，将那本《前卫文学》往字纸篓一掷，抽枝烟，斟了半杯酒。坐在写字台前，提起笔，开始撰写《潘金莲做包租婆》的续稿。

酒与黄色文字皆能产生逃避作用。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酒与黄色文字是多少有用处的。

忽然有人轻叩房门，拉开一看，原来是雷太太。她说：

——有人打电话给你。

走去电话机旁边，拿起听筒，竟是麦荷门。

——寄给你的创刊号，有没有收到？他问。

——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