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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闻”版有一条花边新闻，标题是：“舞女杨露发雌威，酒瓶击破舞客头。”

内容则谓：“昨晚八时许，舞女杨露偕一四眼西装客在一家菜馆进餐，倾饮洋酒，初则嘻嘻哈哈，旋则反唇相稽，最后杨露忽然高举酒瓶，愤然朝舞客去。舞客躲避不及，弄得头破血流，状极可怖。店中人士即唤召差人，将杨露拉入警局，并急召救伤车将该舞客送入医院治疗。事后，据菜馆中人称：两人醉后引起争吵，原因不详。”

（酒不是好东西，必须戒绝，我想。但不知杨露被拉入警局后，会受到什么处分？杨露是个好人，她用酒瓶打我，当然不会没有理由。只要有理由，就得原谅她。可是，她用酒瓶击伤了我，警方肯原谅她吗？我应该马上离开医院，到警局去解释一切，也好减轻杨露的罪状。昨天晚上杨露喝了不少，一定也醉了，要不然，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是一个好人，虽然她已决定嫁给另外一个男人。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用酒瓶击破我的头，相信不会没有理由。）

在医院里躺了几天，不能执笔撰写连载小说。出院后，有一家报馆的负责人向我提出警告，说是以后绝对不能断稿，即使病在医院，也不能。

这是职业作家的悲哀。

在香港，一个职业作家必须将自己视作写稿机器。如果每天替七家报纸写七个连载文字，不论武侠也好．随笔也好，传奇也好，故事新编也好，这架机器就得挤出七千字才能算是完成一天的工作。

人与机器究竟不同。

人是有感情的。

可是在香港做职业作家，就必须将自己视作机器。情绪不好时，要写。病倒时，要写。写不出的时候，要写。有重要的事需要做的时候，也要写。

在香港，万般皆上品，惟有读书低。文章倘想跻于商品之列，只好不问价值；但求价格。

机器尚且会有失灵的一天，人怎会不病？在香港，做一个职业作家，竟连患病的自由也没有。我很生气，毅然向那家报馆负责人表示不愿继续为他们撰稿。

他大笑。笑声极响。我愤然走出报馆，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饮酒。

我要喝酒，我要喝酒，我要喝更多的酒。笑声犹如四堵墙壁，围着我，使我无法用理智去适应当前的一切。我在一家餐厅喝了些酒；然后与一个的士司机交换了几句，然后见到一对明亮似钻石的眸子。

——你又喝醉了，她说。

——没有醉，我说。

——也许你还没有醉，不过，你不能再喝了。

——为什么？

——因为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做什么？

——我的女儿很想见见你。

——你是说：你要将你的女儿介绍给我？

——正是这个意思。

——多少钱？

——三百。

——我还没有中马票。

她笑了。血红的嘴唇映得牙齿格外蜡黄。（她不应该抽那么多的烟，我想。）